溫州人素以“敢為天下先”而聞名。
  “高職院校怎麼做好深化改革這篇文章?國家鼓勵發展多種混合制經濟,校企合作將走向何處?高職院校發展過程中,哪些領域將由市場發揮決定性因素?”溫州市政府領導開門見山地問了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何向榮一連串問題。日前,在這個市場經濟發達地區舉行的一次校企座談會上,與會者圍繞“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校企合作關係會發生哪些變化,面臨什麼考驗”等話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政府簡政放權後校企合作商機更多
  據溫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行業處處長章秀偉介紹,今年溫州市政府在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建立購買服務機制基礎上,將出台可以轉移、委托與購買服務的政府職能目錄;向社會組織集中採購服務目錄;以及具備承接政府職能轉移、購買服務的社會組織目錄。
  然而,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大部分行業組織平均只有3~4個人,工作人員素質不高,專業知識技能比較缺乏,對政府轉移、委托的職能有些力不從心。章秀偉建議,社會組織一方面要加強自身建設,規範內部治理結構;另一方面要跳出現有的行業組織,向地方高等學校借力、借智。
  溫州市電鍍行業協會負責人阮令森認為,以往校企合作中,高職院校想通過行業協會這座橋梁進入會員企業,主動權往往掌握在行業組織手裡;現在政府要轉移、委托與購買服務,行業組織沒有相關方面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儲備,只能向高等學校尋求合作,校企合作主動權就發生了轉移。
  對於這種發展趨勢,阮令森舉例說,電鍍產業是溫州市的重要產業,國家西氣東輸、石油管道工程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行業企業經常面臨金屬錶面材料結構難題,再加上電鍍企業前期的環評工作涉及生化、能源、材料等專業領域,遠非行業協會三四個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所能解決的。
  社會公共服務平臺成為新的合作載體
  韓國釜山國立大學博士後牛麗媛表示,小微企業碰到生產工藝技術難題往往不知所措,變成困擾企業發展的“大問題”;這對於長期從事科研的專業團隊來說,往往就是“小問題”。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中小企業研發實力小,轉型發展壓力大,單家企業要獲取政府資源支持的機率非常小。”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院長賀星岳說,借助行業組織與社會公共服務平臺,間接使用政府建設的研發平臺與創新平臺,成為越來越多小微企業的首選。
  英國華威大學副校長勞倫斯·楊介紹校企合作新載體說,為促進大學與地方經濟合作,併在伯明翰及大伯明翰地區經濟轉型中發揮重要引領作用,實現中小企業互動發展,伯明翰地方政府同華威大學共建了伯明翰科技城、華威國際製造研究中心。
  “沒有創新就沒有更好的競爭力與未來。”英國斯旺西大學副校長伊恩·克拉吉說,威爾市政府非常推崇該校與塔塔集團合作等項目,並把斯旺西大學與工業結合模式打造為歐洲的樣板。
  何向榮以溫州市知識產權學院為例說,2013年由溫州市知識產權局、上海大學與該學院共同成立,重點為全市中小企業提供商標、版權、專利等方面服務。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去年8月美國微軟公司起訴溫州市蒼南縣一家企業侵權,被告企業找到該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臺求助。經過該平臺與微軟公司溝通、協調,雙方達成和解。
  據透露,政府與企業的利益訴求不一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側重點在於服務一個產業集群,而不是某一家企業;龍頭企業的研發機構則往往對同行實行技術封鎖。因此,地方政府傾向於把社會公共服務平臺建在高等學校,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性,把高校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另一方面確保社會公共服務平臺的公益性,使政府資源不會淪為行業龍頭企業賺錢的工具。
  學校絕對不能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
  歐美國家行業組織發展歷史悠久,成為企業和政府之間不可缺少的橋梁。溫州市服務業發展局副局長王曉琳說,德國公法性質的行業協會除了為行業共同利益及單個企業服務外,還要對政府賦予的職能和任務負責。
  “在政府簡政放權、購買服務改革之前,幾乎不存在高校與行業組織爭利的前提條件。全面深化改革以後,政府部分職能要轉移、委托給行業組織,併購買相關服務,將在行業組織與高校之間形成相互競爭關係。”何向榮以溫州人特有的商業嗅覺警示說:“校企合作關係面臨利益考驗。”
  因為在潛在商機面前,部分行業組織受制於人才儲備等因素,其服務有可能出售不出去;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過程中要借助設在高校的社會公共服務平臺,所以高校與行業組織爭利的前提條件就成立了。
  在近10年“校企合作、工學結合、頂崗實習”人才培養過程中,行業組織發揮了重要的橋梁與紐帶作用。現在形勢發生變化以後,高職院校是堅守本職,還是見利忘義?賀院長認為,“高職院校在政府採購行業組織服務中分一杯羹的話,肯定會影響校企合作積極性,自斷發展前程。”
  杭州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李世中認為,校企合作要從學校給予企業的服務能力、從企業擔負育人的教育能力、合作對於學生專業化發展的能力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而不是局限在接受學生頂崗實習、捐贈報廢設備等淺層次的合作。
  “說到底,校企合作實質仍然是利益關係杠桿下的合作。但學校與企業的利益訴求不一樣,協同育人、提高教育質量和社會效益最大化是學校合作的目的,學校絕對不能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何向榮建議,在政府轉移職能與購買服務改革進程中,高職院校應發揮社會公共服務平臺與智力資源優勢,為行業組織與合作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為校企合作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原標題:利益扯皮別毀了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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